引言：
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商标业务的从业者，我完全赞同本轮商标法修订强化商标使用、打击囤积注册的总体方向。但在阅读修订草案相关内容时，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治理囤积商标，是否一定要不断增加审查和监管成本？有没有可能通过制度设计，让囤积商标本身变得无利可图？
正文：
近日，商标法修订草案再次引发行业关注。本次修法明确提出进一步打击“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注册申请”，强化商标使用要求，加大对囤积商标行为的治理力度。对此，笔者总体持赞同态度，因为商标制度的本质在于使用，而非注册。
然而，从法经济学和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看，治理商标囤积问题，或许还有另一种值得思考的路径。
一、囤积商标问题，本质上是激励机制问题
长期以来，对于囤积商标问题，监管思路主要集中在加强审查、加强监管、加强处罚。例如：
增加审查力度；
强化代理机构责任；
识别申请人的真实意图；
加大行政处罚力度。
但问题在于，审查越复杂，行政成本越高；监管越严格，执法资源消耗越大；而对申请人主观意图的判断，本身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。
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，囤积商标问题的根源并非审查能力不足，而是投机行为长期处于“低风险、高收益”的状态。换言之，这不是监管机制（Regulatory Structure）的问题，而是激励机制（Incentive Structure）的问题。
因此，不要过度监管行为，而要消除行为动机。职业囤标人的商业模式其实并不复杂：申请商标 → 获得注册 → 等待市场需求 → 转让获利。其中，真正创造收益的并不是申请和注册环节，而是最终的转让环节。从经济学角度看，转让环节才是价值实现环节（Monetization Point）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商标囤积行为的核心治理节点并不在申请阶段，而在退出机制与变现机制。因此，与其不断增加监管成本，不如直接切断其获利路径（Profit Channel）。正如一句经典的经济学思维所言：Don’t regulate the behavior. Remove the incentive. （不要过度监管行为，而是消除行为动机）。如果投机行为无利可图，市场主体自然会退出。
二、从审查导向逐步转向激励约束导向
从第一性原理出发，治理逻辑其实可以简化为：发现问题 → 分析获利模式 → 切断获利路径 → 市场主体自动退出，从而形成完整闭环。在这一思路下，商标治理模式也可以从传统的“审查导向”逐步转向“激励约束导向”。具体而言：申请阶段保持开放；注册阶段保持开放；获利阶段重点监管。
与其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判断申请人是否具有真实使用意图，不如重点规制风险真正实现的环节。因为从监管角度来看：不需要额外增加审查资源；不需要过度依赖对申请人主观动机的判断；不需要不断增加代理机构的义务；而是通过制度设计，让投机行为失去经济价值。
笔者认为，可以考虑建立制度A：商标使用承诺+信用惩戒；制度B：转让限制。两种制度并不互斥，可根据治理目标进行组合适用，个中细节留待各位专家斟酌考量。
制度A：商标使用承诺+信用惩戒
申请注册商标时，由申请人提交《商标使用承诺书》，承诺将在合理期限内实际投入使用。在规定期限届满后：已实际使用的，正常维持权利；未实际使用但有合理理由的，可继续保留；无正当理由长期未使用的，则根据情节和比例原则给予相应处理。例如：
撤销商标注册；
行政罚款；
纳入信用监管名单；
限制后续大量申请行为。
这种制度不再依赖对申请人主观意图的判断（猜测），而是通过申请后的客观行为进行验证。
制度B：转让限制，切断获利路径
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商标转让制度。实践中，大量囤积商标最终都是通过转让实现收益。因此，对转让环节进行合理规制，可能比单纯强化申请审查更有效。
例如：对于商标转让申请，可以要求申请人一并提供转让理由。对于企业并购、重组、破产清算、继承等正常商业行为，自然应予支持。但对于缺乏合理商业背景的交易，则可以不予核准。如此一来，商标制度既不会影响正常市场交易，又能够有效压缩职业囤标人的生存空间。
结语
商标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，而非成为投机套利工具。治理囤积商标问题，当然需要必要的审查与监管，但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层面重塑申请人的成本收益结构。当囤积商标不再有利可图时，市场自然会作出选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商标囤积治理的重点，或许可以从“审查导向”逐步转向“激励约束导向”，并可以附加“行为后果导向”。
